戴立興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如何破解歷史周期率,是黨的建設的核心問題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形成和發展,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一、關于“兩個答案”的提出
“窯洞對”是黨史上的著名故事,說的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2021年11月1日,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一次談及“窯洞對”,認為“窯洞對”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人民監督”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
(一)關于第一個答案
1.問題的提出
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對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展開了深入思考。
一是1944年的“甲申對”。1944年3月,《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4月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1644年3月,李自成率兵打進了北京城,大明王朝宣告覆滅。坐上皇帝寶座的李自成開始陶醉于被人山呼萬歲的氛圍之中,他的部下爭先恐后地論功行賞、縱情聲色。這種情況僅僅維持了一個多月,大順朝便被吳三桂打出了北京城。這一功敗垂成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同志在多個場合提醒人們要引為鑒戒。延安整風期間,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給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二是1945年的“窯洞對”。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同志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里做客,問他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同志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三是1949年的“趕考對”。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同志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同志笑著回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同志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三次重要對談,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破解歷史周期率的實踐路徑依賴——“人民民主、人民監督”。
2.人民監督的偉大實踐
(1)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民主、人民監督的思想和實踐
一方面,強調要發揚人民民主、鼓勵群眾參政。瑞金時期,建立工農代表大會和工農檢查委員會等組織,推行全民監察,保證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利。對此,當時有新聞報道指出,在“‘匪禍’前,農民不知國家為何物”,但蘇維埃政權建立后,蘇區群眾已經認識到其參政權利,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更是可以直接選舉委員,甚至出任政府官員。另外,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等一系列文章中,詳細闡發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強調聽取群眾意見。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領導制定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等,推動“三三制”“普選制”,要求黨政干部必須接受人民的檢查和監督,向人民代表報告工作,傾聽和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的意見,保證人民群眾監督、控告、檢舉揭發,乃至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利。
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強調要“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體現出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
另一方面,建立群眾檢查監督組織督促各項工作開展。比如,在蘇區的擴紅工作中曾出現強迫命令和紅軍家屬優待不到位的情況,工農檢察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和處理。在蘇區主要機關單位和街道路口放置群眾意見控告箱,檢舉政府中的貪污、浪費和官僚腐化現象,另有突擊隊、工農通訊員、輕騎隊和群眾法庭等群眾性組織厲行監督責任,《紅色中華》等雜志亦開辟人民監督專欄。1934年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公布節省運動成績時,曾得出“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之結論。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先后撰寫《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論聯合政府》等文章,闡述健全民主集中制,通過加強群眾監督以懲治腐敗和破除官僚主義的理論構思,并領導建立司法制度,完備民主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監督檢舉權利的實現。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要求全黨都要發揚“兩個務必”的作風,接受人民監督。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同志繼續貫徹讓人民監督政府的主張。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嚴厲批評“罵群眾,壓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鼓勵人民群眾積極監督和檢舉,防止黨內出現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要求黨政干部革除特權思想,端正為人民服務的態度。
(2)鄧小平同志關于人民民主、人民監督的思想和實踐
鄧小平同志從黨的性質和宗旨出發,強調要拓寬黨政事務的公開形式,以便更好地接受人民監督,解決群眾關心的問題,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和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鄧小平同志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角度來論述黨為什么要接受人民監督。1957年,鄧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談到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議題,認為位居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威信很高、權力又大,一旦犯錯誤,波及面和消極作用會很大,為了盡可能不犯錯誤,就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及社會各方面的監督。否則,就極易產生片面性,非犯錯誤不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指出,推進人民監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設,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的黨政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人民有權依法進行彈劾、控告以及罷免和撤換。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和推動下,《關于黨和國家機關必須保持廉潔的通知》《關于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條例》等黨紀國法陸續出臺,建構起較為嚴密的監督體系。
(3)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民主、人民監督的思想和實踐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揚了黨重視人民監督的優良傳統,要求各級黨員干部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解決群眾關心的問題。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讓人民監督權力”。此后,人民監督的方式與方法不斷豐富,除改進和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信訪制度的監督職能外,依靠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式監督網絡也在持續健全并產生影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將人民民主和監督事業推向前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要求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會又專章論述了這一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的積極作用,要求各級黨政部門加大黨務政務公開力度,提升領導干部接受群眾監督的自覺性,為群眾進行監督和評議暢通渠道,決不能以“批評”抵制批評。
在實踐層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續提高群眾監督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將群眾力量深度嵌入權力監督的制度設計中,推動群眾監督制度與巡視制度的融合共進,出臺《關于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等政策文件,推動了人民監督落到實處,凈化了黨內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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